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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子》治國思想及其譯介傳播

                2021年08月21日 08:50    來源:光明日報   

                  董曉波 南京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法治現代化研究院特邀研究員,江蘇國際法治動態研究中心主任、首席專家,中國法律英語教學與測試研究會副會長、江蘇比較法學研究會副會長等。主要從事中西文明交流史、法律語言學、法律翻譯、語言戰略與規劃、跨文化交際等方面的研究。

                  從歷史的維度看,我國古代雖有朝代更替,但古代的國家治理體系主要基因并未中斷,而且一直在歷史長河中不斷完善和發展。在數千多年的文明發展中,中華民族積累了豐富的治國理政經驗,其中的很多理念、智慧已融入中華民族的文化血脈當中,成為我國國家治理體系的內在基因和鮮明標識,代代相傳、歷久彌新,展現出強大的生命力!对鰪V賢文》有云:“觀今宜鑒古,無古不成今”。我們今天這個講座,主要就是介紹我國古代典籍之一的《管子》書中的治國思想,以及《管子》的譯介傳播。

                  管仲與《管子》

                  “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北揪涑鲎浴墩撜Z·憲問》,是孔子對管仲的評價!褒R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 本句出自《史記·管晏列傳》,這是西漢著名史學家司馬遷對管仲的評價。

                  管仲(約公元前723年—公元前645年)名夷吾,字仲。齊莊公五十六年,管仲出生,據說管仲的祖先是周穆王的后代,與周王室同宗。其父管莊是齊國的大夫,后來家道中衰,導致管仲生活很貧困。為了謀生,管仲與好友鮑叔牙合伙做生意,不過生意失敗了。還是為了謀生,管仲做過商人并且游歷許多地方,接觸各式各樣的人,飽覽世情,從而積累了豐富的社會經驗。管仲曾經有過一段不如意的時光,作戰的時候戰敗逃跑,做官也幾次遭到罷免。后來齊國齊僖公去世,繼承人矛盾爆發,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最后公子小白取得勝利成為齊桓公,公子糾死,管仲被囚。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于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读凶印ちγ份d:“管仲嘗嘆曰:‘吾少窮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于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遇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惫苤俸王U叔牙之間深厚的友情,管仲出色的才能和鮑叔牙的理解與惜才,成為我國古代流傳悠久的佳話。

                  按照學者的研究,《管子》一書非管子本人所著,是先秦時期各學派的言論匯編,內容很博大,按傳統諸子分類,它兼有儒、道、陰陽、法、名、墨、兵、農諸家;按現代科學分類,它包括了政治、經濟、哲學、法學、軍事、農學、地理、歷法、教育等各種思想,因此也被后世視為先秦時期的一大思想寶庫!豆茏印芬粫乃枷,是中國先秦時期政治家治國、平天下的大經大法。也有觀點認為,其部分內容來自于稷下之學!妒酚洝ぬ锞粗偻晔兰摇酚涊d:“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鄒衍、淳于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

                  根據學者的研究,《管子》一書的成書經歷大致是這樣的:由于管子的重要歷史地位和影響,戰國以及其后的學者,或記述管子的言行,或假托管子之名,闡發自己的思想主張,傳抄積累,傳承多年,最終匯集編成《管子》一書。宋代葉適稱“《管子》非一人之筆,一時之書”。20世紀30年代,學者羅根澤出版了《管子探源》一書,書中對《管子》各卷本的著作年代和作者進行了逐篇考證,認為這些著作分別寫于戰國中期、戰國末期、秦漢之間直到漢朝文景乃至武昭之時,其編著者或為政治思想家、或為法家、或為道家、或為儒家、或為陰陽家、或為雜家、或為醫家、或為兵家,但其思想的主流是法家與黃老道家思想,其特點是將道家、法家思想有機地結合起來,既為法治找到了哲學基礎,又將道家思想切實地落實到了社會人事當中。孫中山認為《管子》一書是中國經濟學之“濫觴”,并指出其經濟理論主要有富國富民論、重農論與國軌論等?偠灾,《管子》的書名來自管仲,內容涉及以黃老道家為主,既提出以法治國的具體方案,又重視道德教育的基礎作用;既強調以君主為核心的政治管理體制,又主張以人為本,促進農工商各業的均衡發展;既有雄奇的王霸之策,又有堅持正義仁慈的王道理想;既避免了三晉法家忽視道德人心的傾向,又補充了理想儒家缺乏實際政治經驗的不足,在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在某種程度上來說,也反映了管仲的基本思想。

                  《管子》治國思想:強國富民

                  “衣食無憂”這四個字,可以說是古代勞動人民最真實樸素的愿望,而早在春秋時期,政治家管仲就提出了強國富民的思想,并在齊國的四十年間成功實踐這一思想,最終幫助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成為春秋五霸之首。

                  以民為本:樹明君之治國觀

                  《管子》通篇都是勸政之言,其“勸”的對象是君主。在中國古代社會,君主的權力至高無上,天下興亡系其一身。管子認識到,齊國若要在春秋時期群雄逐鹿的格局中脫穎而出,齊國最高統治者就要充分了解以民為本的重要性;只有樹立君主“以民為本”的治國觀,強國富民才有基礎。因而當齊桓公詢問如何成就霸業時,管子提出了他的觀點:“齊國百姓,公之本也!焙我詾楸?“大國之君所以尊者,何也?曰:為之用者眾也”,君主的威權來自擁護他的百姓;“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政權的興廢取決于百姓民心的向背;“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農業是國家的經濟命脈,而百姓則是農業生產的承擔者;“兵之勝也,必待民之用也,而兵乃勝”,軍隊的勝敗在于百姓是否服從差遣。管子從君威、政權、經濟、軍力四個方面提醒君主,要時刻牢記百姓這個力量之源。

                  《管子》一書提出,樹立了“以民為本”的治國觀,君主就掌握了治國的“道”,而施行這一道的“術”就是“牽之以利”。管子認為,人生來“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聚攏民心的方法之一,就是順其心足其欲!懊駩簯n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如果能夠解民憂、富民財、保民安、育民生,將國家的利益與百姓的利益聯系起來,百姓才會擁護君主報效國家。也就是說,百姓生活得好不好,從根本上決定了國家的穩定與否,“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此外,管子也強調物質層面的滿足是追求精神境界的前提,正所謂“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衣食無憂了才能去追求更高層次的精神自律。

                  取予有度:立施政之平衡觀

                  “中道”是我國古代“和”文化的精髓,是一種動態發展的平衡之道。古人強調“中”,追求平衡,希望事物能夠處于“剛剛好”的狀態,部分與整體相合,矛盾與統一并存,既不欠缺也不過分。受此影響,管子提出了“取予有度”的施政觀,勸誡君主要懂得持中有度,駕馭平衡之術!叭 敝卸,則民不妄!豆茏印嘈蕖酚性疲骸暗刂斢袝r,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間,則上下相疾也!蓖恋氐漠a出和人民的生產力是有限的,君主要想得民心,就應當抑制自己的欲望,有節制的索取,才能穩定社會秩序!坝琛敝卸,則民心聚。有道是“致賞則匱,致罰則虐。財匱而令虐,所以失其民也”。君主在處理賞罰的問題上,應當謹慎持重,注意二者的平衡。如果功過與賞罰不匹配,長此以往,百姓就會心生怨尤,君主的威信就會受損。因此,管子認為,圣明的君主在施政過程中,應善用平衡之道,取之有度,予之有節。

                  在管子看來,國家的財富取自于百姓,百姓的財富仰賴國家的保障,兩者既相互依存,又存在矛盾。如何調節這種矛盾,是君主施政需要解決的一大難題。管子通過一系列的政策和制度,巧妙地解決了這一問題,將平衡之術運用得淋漓盡致。以農業稅為例,管子提出“地均以實數”,即按照實際產值將荒山、沼澤、丘陵、江河等折算成耕地面積,不同類型對應不同的折算率,實現土地統計的規范統一;“相地而衰其政”,將土地質量作為征稅的考量因素,按照土地等級有差別地征收稅款,規定“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據土地年成靈活減免稅費,確保課稅合理有度,達到土地與稅收的動態平衡;“賦祿以粟,案田而稅”,確定民眾可以用實物繳納稅費,使其免受勞役之苦,同時提出以“畝”為單位征收土地稅,統一征稅單位,這樣的舉動,在當時的經濟條件下,刺激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進而部分解放了生產力。

                  以法治國:建強國之制度觀

                  如果君主在思想上認識到了百姓的重要性,在施政過程中懂得運用平衡之術,就能達成強國富民的愿望嗎?管子的答案仍舊是否定的。在管子的治國思想體系中,如果說前兩者是“懷柔”之策,那么“以法治國”的制度觀就是治國的“硬手段”!豆茏印芬粫袑Α胺ā弊鞒隽酥T多定義。其中《禁藏》指出:“法者,天下之儀也,所以決疑而明是非也!薄镀叻ā犯且浴俺叽纭薄袄K墨”“規矩”“衡石”“斗斛”“角量”六種度量工具來定義“法”,可見在管子的思想中,“法”是辨別是非曲直、衡量功過賞罰的手段。管子認為,“法”的作用在于“興功懼暴”“定分止爭”“令人知事”,也就是君臣百姓都應遵循的行事準則。管子提出以法律的強制力來保障富民舉措的有序開展,為強國富民奠定堅實的制度基礎。

                  《管子》全書86篇,現存的76篇中,其中有關法律的內容幾乎占五之其一。論述的法律法規更是涉及民事、行政、刑罰、稅收、經濟、軍政、水利、環境保護等各個方面,可謂先秦法學研究之重典。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經濟與法治是相輔相成的。其一,經濟發展,資源配置愈發細化,需要法律來引導、規制和保障。其二,安定的環境是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需要法律來建立和維護秩序。常言道,“沒有規矩,不成方圓”,《管子》豐富臻善的法律內容,主張對內約束社會成員,對外防止專權濫權,為古代司法提供了豐富的思想養料。

                  為了用好“法”這一國之重器,管子將“以法治國”理念落實到程序中,提出“凡將舉事,令必先出。曰事將為,其賞罰之數,必先明之。立事者,謹守令以行賞罰,計事致令,復賞罰之所加。有不合于令之所謂者,雖有功利,則謂之專制,罪死不赦。首事既布,然后可以舉事”。管子認為需要明確,在辦事的準備、執行、檢查、匯報等各個階段,都要嚴格遵守法律。如此一來,民眾在生產生活中,行止坐臥均有規繩;國家在治民施政時,進退取舍皆具章法。有法可依,有序可循。

                  《管子》作為優秀的民族文化遺產,內涵博大精深,適應當時需要,對今日社會也多有啟迪借鑒作用。

                  《管子》的譯介與傳播

                  根據學者的研究,最遲在奈良時代(公元710年—公元794年)早期,即唐玄宗開元(公元713年—公元741年)初年,《管子》就已經東傳日本!豆茏印穫魅肴毡竞,收錄于《日本國見在書目錄》!度毡緡娫跁夸洝酚善桨矔r代學者藤原佐世(Fujiwara Nosukeyo,公元847年—公元898年)奉敕編撰,一般認為成書于日本宇多天皇寬平三年(公元891年),也有學者認為此書的編撰在“陽成天皇貞觀末年(公元876年)至慶元元年(公元884年)之間”。該書著錄平安時代前期日本傳世漢籍文獻1500多部,17000余卷。這些漢籍文獻,“幾乎全是遣唐使時代傳入的”。在飛鳥時代、奈良時代,日本曾往唐朝多次派遣遣唐使。遣唐使回國時,往往攜帶大量中國典籍,“所得錫賚,盡市文籍,泛海而歸”(《舊唐書》)。在這一背景下,《管子》隨其他圖書文獻被遣唐使帶往日本。到了江戶時代,隨著當時日本商業經濟的發展,以往的文化由貴族、僧侶壟斷的局面被打破,逐漸向庶民階層轉移。文化階層的擴大,增加了對書籍的需求,大量中國書籍隨著商業貿易傳入日本,其中即包括《管子》。中國《管子》版本的大量傳入及日本《管子》印本的大量出現,形成了江戶時代《管子》在日本廣為流傳的局面。

                  中國與朝鮮半島山水相連,《管子》一書很早就傳到朝鮮半島。由于古代朝鮮是傳統儒家社會,信奉朱子學說,四書五經廣為流布,而講求經世致用的《管子》則受到冷落,所以在古代的朝鮮半島,《管子》長期以漢文文本流傳。近現代以來,韓國社會與學術思想發生巨大變化,《管子》與《論語》《孟子》同被重視,由此出現了《管子》韓文譯本!豆茏印吩陧n國的翻譯,先是選譯,后才有全譯。最早的選譯本是1969年韓國自由教養推進會本,收入《世界古典全集》。其后1972年大洋書籍出版社本、1977年玄巖社本,也是以叢書的形式出現。直到1985年,明文堂《新譯管子》出版,才出現了第一個單行的《管子》選譯本。1992年中韓建交,此后兩國文化交流日益頻繁,韓國社會各界對《管子》日益關注。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取得重大成就!豆茏印分鲝垊諏嵶兏,與中國改革開放的時代精神有契合之處,這也無形中促進了韓國對《管子》的研究。站在韓國角度來看,中國是重要的伙伴關系國家,以前韓國要了解中國,需要研讀孔孟,但現在人們認為,需要通過《管子》來認識中國。在此背景下,2006年,第一本《管子》韓文全譯本松樹版出版了。

                  早在19世紀末,西方學者就開始了對《管子》研究與譯介的嘗試,不過對《管子》的系統性譯介大約到20世紀中期左右才漸成氣象。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20年代,以德法兩國漢學家對《管子》的綜述為主,其主要目的是將《管子》主要思想介紹到西方,但缺乏系統性研究,而且所做的翻譯工作都顯現出非常粗淺性與碎片化的特征。德國萊比錫大學教授及漢學家甘貝倫茨(Gabelentz)在1886年以法文發表了《管子哲學著作》,文中簡要介紹了《管子》一書。時至1896年,法國漢學家哈勒茨(Halrez)發表了《公元前七世紀的一位中國宰相:齊國的管子與<管子>書》,載于《亞洲雜志》。20世紀20年代后期,對《管子》的基本研究動機與譯介取向多以個人志趣領域為主,翻譯方式主要是選譯和節譯,從數量和質量上來看,都不夠理想,但所積累的翻譯的文本,為后期更大規模的譯介提供了資料基礎。到了20世紀50年代《管子》研究與翻譯進一步深入。1952年,劍橋大學學者皮特·梵·德龍(Piet Van Delon)在其作品《論〈管子〉的流傳》(見英國1952年出版的《通報》第二卷第41期)中,運用文獻學方法,從語言學與哲學思想角度細致地考察了《管子》的成書、流傳和版本真偽,文章涉及了對《管子》很多內容的語言學解釋,這在一定意義上對翻譯《管子》的思路方法起到啟發與借鑒作用,對后續研究也有一定的影響。20世紀80年代至今,學術研究、文化交流不斷推進,使得《管子》譯介研究進入成熟期,譯介主要動機已經轉變為基于學術研究和文化交流的目的。在此期間,專門研究并譯介《管子》的代表人物當屬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教授艾倫·李克(Allyn Rickett)。李克先后于1985年與1998年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管子》第一卷和第二卷,自此西方國家終于產生一部完整的《管子》英文全譯本,這標志著《管子》在西方的譯介成果躍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這個全譯本的出版,使得《管子》在西方世界得以從局部零碎翻譯走向全面系統的譯介,徹底改變了《管子》長期以來在西方世界與英語世界重視不夠的局面,改善了《管子》的典籍重大價值與對外傳播影響之間一直不相稱的局面。

                  1995年,我國正式啟動“《大中華文庫》(漢英對照)”工程,該工程是我國歷史上首次系統地全面地向世界推出外文版中國文化典籍的國家重大出版工程,為中華典籍外譯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其中的《管子》英譯本由魯東大學翟江月教授完成,并于2005年由廣西師范大學首次出版。這是第一部由中國本土譯者獨立完成的《管子》全譯本,對《管子》思想與齊魯文化的全球推廣具有重要的意義。

                  小結

                  《管子》是中華傳統文化的優秀代表,其治國理政思想極為豐富,在立法、執法、司法和守法方面都有獨到之處,具有重要的史鑒價值。同時,積極開展《管子》等傳統文化典籍的譯介與傳播研究,一方面有利于傳承中華文化基因、增強文化自信,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加強文明對話、講好中國故事、增強中華文化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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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任編輯: 楊秀峰 )

                《管子》治國思想及其譯介傳播

                2021-08-21 08:50 來源: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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